浪漫体验是一种积极的情绪体验,对人们的消费和生活具有显著的影响。然而,现有研究仅将浪漫体验等同于两性之间的亲密关系,限制了浪漫体验对消费者选择的影响的研究。本文将浪漫的概念从爱情浪漫扩展到广义的浪漫体验。四个实验表明：浪漫体验（vs.中性体验增加了消费者对自我提升型产品的偏好（实验一）；生命意义感在浪漫体验影响消费者自我提升型产品偏好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实验二和实验三）；幸福导向在浪漫体验对生命意义感和自我提升型产品偏好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实验四）。在理论上,本文拓展了浪漫体验的概念,丰富了浪漫体验对消费者选择的影响的研究和对自我提升型产品的情绪性前因的研究。在实践方面,本文为浪漫营销及自我提升型产品的推广提供了建议和指导。

实现生态治理不仅是政府和企业的责任,更需要公众的内在认同与积极参与。以“蚂蚁森林”为代表的网络环保型游戏为提升公众环境素养、强化公众知行合一的自觉性进行了积极的企业实践探索,并吸引了学者们的关注。如何引导游戏用户将网络环保游戏行为转变为线下的亲环境行为,成为当前亟须深入探究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规范激活理论和自我调节理论,探讨了游戏用户将线上游戏参与行为转化为线下环保行为的过程机制,以及用户的享乐体验对“线上－线下”联动机制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通过触发用户对环境和自身影响的认知（环境威胁感知,网络环保游戏激活了用户的道德义务感（个人规范,实现了对用户的“线上－线下”行为转换的引导；然而,用户的享乐体验却会削弱参与游戏时用户的环境认知及游戏对用户的亲环境行为的积极作用。研究结论为理解和完善数字化绿色行为干预提供了新的理论研究视角,并为企业进行游戏化平台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实践启示。

社会拥挤普遍存在，但学界关于社会拥挤对美学偏好的影响研究却十分有限。本文拓展了该领域的研究，并深入探究了社会拥挤对形状偏好的影响及其内在的心理机制。1项田野实验和4项情景实验的结果表明，社会拥挤会提升消费者对圆润（vs.棱角）形状的偏好，消费者的主观活力需求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具体来说，社会拥挤会增加消费者主观活力需求，而圆润（vs.棱角）形状与活力概念相关，因而处于拥挤环境中的个体更偏好圆润（vs.棱角）形状的品牌标识或产品。同时，本文发现，群体组成成分为该效应的边界条件，即当拥挤群体为内群体（vs.外群体）时，社会拥挤对圆润形状偏好的提升作用不再显著。本文结论丰富了社会拥挤对形状偏好影响的相关研究，并对品牌和产品的营销管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近年来，基于AI技术的机器人在酒店业的应用日益增多，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已有的关于机器人服务如何影响消费者满意度的研究却呈现出矛盾的结论，且学界还未从不对称影响的角度深入探讨不同场景中的机器人服务与消费者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对中国首家全自动化的机器人服务酒店的2018—2022年的消费者评论数据进行挖掘，探究不同场景中的酒店机器人服务对消费者满意度的不对称影响。通过虚拟变量回归分析，本文识别出酒店的替代性服务场景中的机器人服务属于影响消费者满意度的基本因素，增强性服务场景中的机器人服务属于绩效因素，而创新性服务场景中的机器人服务则属于激励因素。此外，本文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揭示了不同场景中的机器人服务导致高（低）水平消费者满意度的组态配置，并进一步验证了虚拟变量回归分析的研究结果。本文结论丰富了机器人服务领域有关服务场景及服务满意度的研究文献，并为酒店业通过合理配置机器人服务提升消费者满意度提供了实践指导。

善因营销作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活动，40年来始终保持着快速发展的态势。已有的善因营销研究大多着眼于活动的内容设计和广告传播，以此探究影响消费者参与意愿的因素，较少关注捐赠结果的反馈。数字技术的发展促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善因营销的捐赠结果反馈给消费者。本文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和详尽可能性模型，探究了善因营销反馈框架与自我构念对消费者反应的交互影响及其内在机制与边界条件。通过两个实验研究发现，个体反馈（总体反馈）能使独立型（相依型）自我构念的消费者对企业产生更积极的态度，因为反馈框架与自我构念类型的匹配能够促进消费者对企业产生更强烈的认同感。此外，在善因营销反馈框架与自我构念对消费者反应的交互影响中，公益事件卷入度有调节作用。更具体地说，只有公益事件卷入度较高时该交互效应才存在。当公益事件卷入度较低时，独立型和相依型自我构念的消费者都对进行个体反馈的企业的态度更积极。本文首次聚焦于善因营销的捐赠反馈，开拓了关于善因营销的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路，丰富了反馈框架的研究情境与理论内涵，研究结论为企业善因营销的善款捐赠反馈和沟通传播管理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和建议。

随着社交媒体平台的普及与自媒体账号的兴起，社交媒体中的原生广告对于品牌传播和广告的精准投放等都具有重要的商业价值。不恰当的广告披露容易引发消费者对欺骗的担忧及认知抗拒，进而导致消极的品牌态度。本文探讨了原生广告可识别性与发布者类型对消费者的品牌态度的影响。通过三个实验的研究表明，原生广告可识别性与发布者类型存在交互效应；认知抗拒在该交互效应中起中介作用，内容信息风格起调节作用。本文的结论丰富了原生广告披露的相关研究，对企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原生广告具有一定的启示价值。

企业伪善已经成为典型的企业危机事件，但是企业应该如何降低企业伪善带来的负面影响则鲜有研究涉及。我们通过三项层层递进的研究，回答了自我揭露危机信息是否可以减少企业伪善造成的负面影响，并揭示了其中的影响机制及可能的边界条件。研究一发现，自我揭露危机信息可以显著减少消费者因企业伪善而产生的抵制行为，同时企业伪善类型具有调节作用，即道德伪善危机下，自我揭露危机信息没有显著效果；行为伪善危机下，自我揭露危机信息有显著效果。研究二发现，心理契约违背在自我揭露危机信息策略与企业伪善类型交互影响消费者抵制的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研究三发现，企业的CSR历史是自我揭露危机信息策略与企业伪善类型交互影响消费者抵制的边界条件，即在某一领域内具有较长CSR历史的企业，在此领域无论什么类型的企业伪善危机，自我揭露危机信息策略均有显著效果；CSR历史较短的企业，自我揭露危机信息策略只会在行为伪善危机下发挥作用。本文深化和拓展了企业伪善领域的研究，丰富了自我揭露危机信息策略的应用范围及条件，同时也为企业妥善处理企业伪善危机、正确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重要的管理启示。

老字号品牌国际化是打造全球品牌、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战略举措。老字号品牌独特的文化资源有利于其在国际市场上建立差异化市场定位并提升品牌形象。本文基于跨文化传播视角构建了呈现阶段性演化的老字号品牌国际化路径的理论模型。基于同仁堂的案例研究表明：(1）在品牌国际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基于不同的品牌文化定位,实施相应的跨文化传播策略,是逐步实现老字号品牌国际化的有效路径；(2）随着品牌国际化发展阶段的变化,老字号品牌要适时调整品牌文化定位,可结合目标顾客范围、顾客需求类型与可用的文化资源,实现品牌文化定位从功能型、体验型到意义型的升级演化；(3）在老字号品牌国际化的不同时期,基于不同的品牌文化定位需要采取差异化的跨文化传播策略。因此,在品牌国际化萌芽期,应放大产品/服务优势以建立产品知名度；在品牌国际化开拓期,可以桥接品牌的本民族文化与异国文化以获取跨文化消费者对品牌的好感度；在品牌国际化成熟期,则应面向全球消费者拓展品牌附加的社会和文化价值以扩大品牌文化认同度。不同阶段差异化的跨文化传播策略,是推动老字号品牌国际化阶段性升级的关键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