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制度理论为核心，分析厂商应通过何种机制来构建合法性，从而影响渠道政策的推行，并进一步探究了三种合法性对经销商效率和关系行为的影响差异。本文的两个研究分析表明，构建认知合法性能有效地实现“无为而治”的目标，但其形成缓慢，不仅要影响内在理念，还要借力推动。本文研究为制度理论在微观制度化的应用提供了基础。

面子是通过自我呈现和角色扮演而赢得的声誉、他人的尊敬和顺从。本研究识别和区分了个人身份面子、家庭身份面子、朋友身份面子和职业身份面子四种面子，并探讨和检验了它们对消费者的独特性需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这四种身份面子对消费者的独特性需求的作用路径和方向是不一样的。其中，个人身份面子和家庭身份面子主要通过促进互依自我的建构对消费者的独特性需求产生抑制作用，而朋友身份面子和职业身份面子则主要通过增加消费者的规范性影响敏感性对独特性需求产生促进作用。这些发现对于解释中国人的个性消费和从众消费，指导企业的品牌和产品定位与沟通都有积极的意义。

培养市场导向有助于公司增强市场竞争力，然而中国上市公司在市场导向的发展水平上尚存在巨大差异。以代理理论为基础，本研究将股权结构引入市场导向前置因素研究来具体探讨这种差异性。在利用258家上市公司一手和二手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市场导向水平显著相关，且公司规模和成立时间对这种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营销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有诸多的误传。作者在史实考证的基础上，对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得出了有意义的结论：（1）中国第一本营销学著作是丁馨伯1933编写、1934年出版发行的《市场学原理》；（2）最先将Marketing翻译为中文“营销”一词的是台湾学者，最早将其作为学科名称的也是台湾学者。在内地，“市场营销学”取代“市场学”始于1987年，1991年之后逐渐占主流地位；（3）早在1981年就有中国内地学者翻译了科特勒《营销管理》的有关章节，但是在中国的广泛影响始于1990和1991年《营销管理》第5版和第6版的中文版公开出版发行之后。

互联网的应用与普及，带来了顾客在市场交易中权力的增大，同时也为企业提供了新的能力。将互联网视为一种基础性的环境因素而不仅仅是一条新的沟通或营销渠道，本文从交互技术的角度，提出了网络交互技术、企业的交互能力和交互策略的概念，并对其加以界定。之后，在讨论这些概念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网络环境下基于网络交互技术的企业交互能力与交互策略模型。根据此模型，虽然企业共同生存于网络环境之中，但是由于对网络交互技术的使用程度不同，会产生交互能力上的差异，由此影响他们采用不同的交互策略和行为，最终传导到企业绩效上，导致企业绩效上的差异。最后，本文给出了这一课题的几个研究方向。

通过四个实验，本论文发现混乱的物理环境会降低消费者的自我控制。混乱的物理环境使得消费者在跨时期的选择中更偏好短期小回报而非长期大回报（实验1A－1B）。同时，混乱的物理环境使得消费者更容易被美味但不健康的食品吸引（实验2）。最后，混乱的物理环境对消费者自我控制的负面效应受到消费者认知需求水平的调节作用：对认知需求较低的人，混乱会降低自我控制；而对认知需求较高的人，混乱对自我控制无显著影响（实验3）。

 人们在很多时候虽然会接受同一组织的多次服务，但每次与其进行接触的往往是不同员工，这种现象即顾客与服务组织建立了假性关系。由于服务接触点的增多造成了服务的异质性特征更明显，假性关系下的服务失败现象更为普遍且归因和评价更为复杂。基于此，本研究尝试以个体所持有的内隐人格理论对顾客进行细分，探讨实体论者和渐变论者这两种消费者在面对假性关系下的服务失败时，其对于失败归因及对当事员工和组织的评价是否存在差异。研究以连锁快捷酒店为研究对象，采用2（内隐人格理论：实体论 Vs. 渐变论）×2（过去的服务经历：较好 Vs. 较差）×2（服务失误程度：严重 Vs. 轻微）的实验设计的方法，结果发现相对于渐变论者，实体论者在前期服务经历较好时，对严重服务失败的可控性和整体性归因要更低，而无论失败严重和轻微，实体论者对当事员工的满意度都要更低，而对组织的满意度更高；另一方面，如果前期经历较差，实体论者对轻微失败的可控性和整体性归因要更高，对组织的满意程度则更低；而在失败严重时，实体论者对当事员工的满意度更高。

采用单因素被试内重复实验设计，将Logo和商品图片要素的八种匹配方式作为自变量，在控制网络广告尺寸大小、背景颜色、内容复杂度等前提下，考察被试对网络广告版式中Logo要素最佳视觉搜索规律。结果表明：当图片要素固定在广告中央时，建议将Logo要素优先放在与图片要素平行的中间位置（右中、左中）以及左上位置；尽量避免将Logo要素放在图片要素的底部位置，尤其是左下方位置。设计人员可以根据Logo要素视觉搜索效应，结合实际营销目的从而确定最佳网络广告版式。

全文以食品营养标签信息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信息劝说方式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系统的分析了信息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机理。相比趋利劝说，高感知风险信息采用避害劝说能获得更多积极态度；相比避害劝说，低感知风险信息采用趋利劝说能获得更多积极态度；产品知识水平越高，高感知风险信息采用避害劝说和趋利劝说的效果差异越大；产品知识水平越高，低感知风险信息采用避害劝说和趋利劝说的效果差异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