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家常常采用信息提示策略干预消费者的决策和行为。然而，现有的研究对单双面信息提示的有效性及如何发挥作用的过程的探讨尚不充分。本文从消费者心理和消费者思维方式的视角出发，探究自我控制程度和辩证思维水平对单双面信息提示影响消费者可持续消费行为意向的干预作用。本文通过3个实验发现：对于自我控制程度较强的消费者而言，双面信息提示更能提升他们的可持续消费行为意向，信息可信度和平台可信度在这一过程中起链式中介作用。此外，辩证思维可以增强消费者对双面信息提示的信任度，进而提高消费者可持续消费行为意向。本研究结果丰富了有关信息提示有效性和信任转移的研究，对于企业、电子商务平台和社会管理者理解消费者可持续消费行为并对其进行有效的干预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已有的研究主要关注突出产品转换信息对低接触产品的正面影响，鲜有对如何缓解和逆转产品转换信息对高接触产品的负面影响的研究。本文在佐证突出产品转换信息会导致消费者对高接触产品产生厌恶感，并最终降低消费意愿（研究一）这一观点的基础上，通过两个实验分别检验了消费模式和信息表述方式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基于所有权的消费模式，基于使用权的消费模式能够弱化产品转换信息引发的消费者厌恶感，进而提升消费者对高接触产品的消费意愿（研究二）。此外，相较于负性信息表述方式，中性信息表述方式有利于弱化产品转换信息引发的消费者厌恶感，进而提升消费者对高接触产品的消费意愿（研究三）。该研究结论对于生产高接触产品的企业在何种情景下采用产品转换信息策略，以及如何更好地表述产品转换信息以宣传企业履行环保责任的意识和行为，进而提升其环保产品的营销绩效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社会学研究发现人们的名字会引发个体关于刻板印象的联想，例如人们通常会把“建国”这个名字和“20世纪50年代”联系起来。消费者是否会将对人们出生的年代的刻板印象投射到名称里包含这些人名的品牌上呢？感知品牌年龄是否会进一步影响消费者对相应品牌的偏好呢？由此本文通过5项子研究，详细探讨了品牌年龄线索（流行人名）影响消费者感知品牌年龄和消费者品牌偏好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在选购日常商品时，的确会受流行人名出生年代刻板印象的影响，消费者通常会对感知年龄更长的品牌产生更加积极的偏好，并且在企业客观年龄已知的情况下，这一效应随之减弱；相对现代型产品而言，当传统型产品以听起来年长的人名命名时，会给消费者带来更高的感知能力和感知温暖；此外，以听起来年长的人名命名的品牌能给那些具有较低创新能力的消费者带来积极的后果，但是该结论不适用于具有较高创新能力的消费者。本研究成果能够为企业在进行品牌命名和作出品牌延伸等决策时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价值。

浪漫体验是一种积极的情绪体验,对人们的消费和生活具有显著的影响。然而,现有研究仅将浪漫体验等同于两性之间的亲密关系,限制了浪漫体验对消费者选择的影响的研究。本文将浪漫的概念从爱情浪漫扩展到广义的浪漫体验。四个实验表明：浪漫体验（vs.中性体验增加了消费者对自我提升型产品的偏好（实验一）；生命意义感在浪漫体验影响消费者自我提升型产品偏好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实验二和实验三）；幸福导向在浪漫体验对生命意义感和自我提升型产品偏好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实验四）。在理论上,本文拓展了浪漫体验的概念,丰富了浪漫体验对消费者选择的影响的研究和对自我提升型产品的情绪性前因的研究。在实践方面,本文为浪漫营销及自我提升型产品的推广提供了建议和指导。

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虚拟视觉元素的应用愈发广泛。本文通过3个线上实验和一个田野实验，系统探索了虚拟视觉元素对消费者的创造力及新产品采纳意愿的影响及其心理作用机制。实验一发现，相比于观看真实视觉元素，观看虚拟视觉元素后，消费者在有关创造力的任务中的表现显著提高。实验二采用调节检验中介的方法探究了该效应的心理机制，即当启动一种突破传统的思维模式后，真实视觉元素也能够提升消费者的创造力；而在控制组，只有虚拟视觉元素能提升消费者的创造力。实验三进一步将虚拟视觉元素提升消费者的创造力的主效应拓展至消费者决策领域，发现虚拟视觉元素能显著提高消费者采纳新产品的意愿，同时还直接测量并检验了突破传统思维模式的中介效应。实验四通过田野实验发现在观看虚拟（vs.真实）视觉元素后，更多消费者选择了创新（vs.传统）产品。本文的研究发现扩展了视觉设计和创造力等研究领域的相关文献，并对企业进行新产品推广等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

尽管数字化转型通常是与技术联系在一起，但其本质上仍属于营销的范畴，然而营销部门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却鲜有研究。基于此，本文以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的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并检验了企业的营销员工投入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以及作用情境。本实证研究有如下结果。（1）企业的营销员工投入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2）对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分析发现，政府较高的数字关注程度将会进一步强化营销员工投入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倒“U”型关系；而企业较高的营销吸收能力和财务柔性则会进一步弱化营销员工投入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倒“U”型关系。（3）进一步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企业的竞争导向和风险承担水平是营销员工投入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路径。本文为理解营销部门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提供了新的启示。

力量情绪诉求是一种被广泛应用于医疗募捐情境下的诉求策略，但学术领域对其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本文通过3项实验探究了不同类型的力量情绪诉求对于个体捐赠意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两种类型的力量诉求均会对个体捐赠意愿产生积极的影响，但自我力量诉求主要通过预期内疚来提高个人捐赠意愿，而他人力量诉求主要通过感知自助来提高个人捐赠意愿。低权力感个体更加偏好自我力量诉求，而高权力感个体更加偏好他人力量诉求。本文不仅丰富了慈善领域关于情绪诉求的理论研究成果，还为医疗募捐网站的募捐实践提供了管理启示。

客户集中度是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但关于前者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后者，现有的研究结论仍存在争议。本文运用元分析的方法对现有研究进行定量整合，通过区分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视角，厘清客户集中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同时，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识别了影响二者间关系的情境因素。通过对38篇实证文献中的72个效应值进行再分析，本文发现客户集中度对企业创新投入和企业创新产出均具有负面影响。不仅如此，客户集中度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在中小型企业和财务稳健的企业中更显著；而客户集中度对企业创新产出的负面影响则在成熟企业和财务绩效较好的企业中更突出。本文的研究结论既调和了现有文献的争议，又深化了我们关于客户集中度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机制与路径的理解。

近年来，基于AI技术的机器人在酒店业的应用日益增多，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已有的关于机器人服务如何影响消费者满意度的研究却呈现出矛盾的结论，且学界还未从不对称影响的角度深入探讨不同场景中的机器人服务与消费者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对中国首家全自动化的机器人服务酒店的2018—2022年的消费者评论数据进行挖掘，探究不同场景中的酒店机器人服务对消费者满意度的不对称影响。通过虚拟变量回归分析，本文识别出酒店的替代性服务场景中的机器人服务属于影响消费者满意度的基本因素，增强性服务场景中的机器人服务属于绩效因素，而创新性服务场景中的机器人服务则属于激励因素。此外，本文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揭示了不同场景中的机器人服务导致高（低）水平消费者满意度的组态配置，并进一步验证了虚拟变量回归分析的研究结果。本文结论丰富了机器人服务领域有关服务场景及服务满意度的研究文献，并为酒店业通过合理配置机器人服务提升消费者满意度提供了实践指导。

私人消费领域中的个体或家庭节能行为已日益受到重视，然而对于群体消费情境下的用能者而言，如何促进其主动节能还缺乏关注。为了评估信息反馈策略激励群体用户节电行为的有效性，本研究开展了一项为期18周的现场对照实验。根据节能动机的差异，实验分为3个实验组（经济型反馈组、抽象环境型反馈组、具体环境型反馈组），并设置一个无干预对照组，以评估三种干预策略促进节电行为的有效性。实验以电力系统记录的居住者的真实用电量数据为依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分析三种干预策略的节电效果。结果显示：经济型反馈组和具体环境型反馈组可以显著促进群体用能者主动节电。其中，经济型反馈组的节电效果最好（14.4%），其次是具体环境型反馈组（6.2%），而抽象环境型反馈组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干预策略的长期效应检验进一步发现，随着干预停止，经济型反馈组和具体环境型反馈组的节能效果仍然存在。干预停止后，具体环境型反馈组的节电效果更好，证明了具体环境型反馈策略的长期有效性。此外，本研究还发现：群体特征异质性也会影响不同干预策略的节电效果。这些结论为如何在群体消费情境下利用反馈干预措施节约能源提供了依据和可行的建议。

社会拥挤普遍存在，但学界关于社会拥挤对美学偏好的影响研究却十分有限。本文拓展了该领域的研究，并深入探究了社会拥挤对形状偏好的影响及其内在的心理机制。1项田野实验和4项情景实验的结果表明，社会拥挤会提升消费者对圆润（vs.棱角）形状的偏好，消费者的主观活力需求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具体来说，社会拥挤会增加消费者主观活力需求，而圆润（vs.棱角）形状与活力概念相关，因而处于拥挤环境中的个体更偏好圆润（vs.棱角）形状的品牌标识或产品。同时，本文发现，群体组成成分为该效应的边界条件，即当拥挤群体为内群体（vs.外群体）时，社会拥挤对圆润形状偏好的提升作用不再显著。本文结论丰富了社会拥挤对形状偏好影响的相关研究，并对品牌和产品的营销管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实现生态治理不仅是政府和企业的责任,更需要公众的内在认同与积极参与。以“蚂蚁森林”为代表的网络环保型游戏为提升公众环境素养、强化公众知行合一的自觉性进行了积极的企业实践探索,并吸引了学者们的关注。如何引导游戏用户将网络环保游戏行为转变为线下的亲环境行为,成为当前亟须深入探究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规范激活理论和自我调节理论,探讨了游戏用户将线上游戏参与行为转化为线下环保行为的过程机制,以及用户的享乐体验对“线上－线下”联动机制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通过触发用户对环境和自身影响的认知（环境威胁感知,网络环保游戏激活了用户的道德义务感（个人规范,实现了对用户的“线上－线下”行为转换的引导；然而,用户的享乐体验却会削弱参与游戏时用户的环境认知及游戏对用户的亲环境行为的积极作用。研究结论为理解和完善数字化绿色行为干预提供了新的理论研究视角,并为企业进行游戏化平台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实践启示。

随着社交媒体平台的普及与自媒体账号的兴起，社交媒体中的原生广告对于品牌传播和广告的精准投放等都具有重要的商业价值。不恰当的广告披露容易引发消费者对欺骗的担忧及认知抗拒，进而导致消极的品牌态度。本文探讨了原生广告可识别性与发布者类型对消费者的品牌态度的影响。通过三个实验的研究表明，原生广告可识别性与发布者类型存在交互效应；认知抗拒在该交互效应中起中介作用，内容信息风格起调节作用。本文的结论丰富了原生广告披露的相关研究，对企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原生广告具有一定的启示价值。

老字号品牌国际化是打造全球品牌、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战略举措。老字号品牌独特的文化资源有利于其在国际市场上建立差异化市场定位并提升品牌形象。本文基于跨文化传播视角构建了呈现阶段性演化的老字号品牌国际化路径的理论模型。基于同仁堂的案例研究表明：(1）在品牌国际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基于不同的品牌文化定位,实施相应的跨文化传播策略,是逐步实现老字号品牌国际化的有效路径；(2）随着品牌国际化发展阶段的变化,老字号品牌要适时调整品牌文化定位,可结合目标顾客范围、顾客需求类型与可用的文化资源,实现品牌文化定位从功能型、体验型到意义型的升级演化；(3）在老字号品牌国际化的不同时期,基于不同的品牌文化定位需要采取差异化的跨文化传播策略。因此,在品牌国际化萌芽期,应放大产品/服务优势以建立产品知名度；在品牌国际化开拓期,可以桥接品牌的本民族文化与异国文化以获取跨文化消费者对品牌的好感度；在品牌国际化成熟期,则应面向全球消费者拓展品牌附加的社会和文化价值以扩大品牌文化认同度。不同阶段差异化的跨文化传播策略,是推动老字号品牌国际化阶段性升级的关键手段。

善因营销作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活动，40年来始终保持着快速发展的态势。已有的善因营销研究大多着眼于活动的内容设计和广告传播，以此探究影响消费者参与意愿的因素，较少关注捐赠结果的反馈。数字技术的发展促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善因营销的捐赠结果反馈给消费者。本文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和详尽可能性模型，探究了善因营销反馈框架与自我构念对消费者反应的交互影响及其内在机制与边界条件。通过两个实验研究发现，个体反馈（总体反馈）能使独立型（相依型）自我构念的消费者对企业产生更积极的态度，因为反馈框架与自我构念类型的匹配能够促进消费者对企业产生更强烈的认同感。此外，在善因营销反馈框架与自我构念对消费者反应的交互影响中，公益事件卷入度有调节作用。更具体地说，只有公益事件卷入度较高时该交互效应才存在。当公益事件卷入度较低时，独立型和相依型自我构念的消费者都对进行个体反馈的企业的态度更积极。本文首次聚焦于善因营销的捐赠反馈，开拓了关于善因营销的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路，丰富了反馈框架的研究情境与理论内涵，研究结论为企业善因营销的善款捐赠反馈和沟通传播管理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和建议。

企业伪善已经成为典型的企业危机事件，但是企业应该如何降低企业伪善带来的负面影响则鲜有研究涉及。我们通过三项层层递进的研究，回答了自我揭露危机信息是否可以减少企业伪善造成的负面影响，并揭示了其中的影响机制及可能的边界条件。研究一发现，自我揭露危机信息可以显著减少消费者因企业伪善而产生的抵制行为，同时企业伪善类型具有调节作用，即道德伪善危机下，自我揭露危机信息没有显著效果；行为伪善危机下，自我揭露危机信息有显著效果。研究二发现，心理契约违背在自我揭露危机信息策略与企业伪善类型交互影响消费者抵制的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研究三发现，企业的CSR历史是自我揭露危机信息策略与企业伪善类型交互影响消费者抵制的边界条件，即在某一领域内具有较长CSR历史的企业，在此领域无论什么类型的企业伪善危机，自我揭露危机信息策略均有显著效果；CSR历史较短的企业，自我揭露危机信息策略只会在行为伪善危机下发挥作用。本文深化和拓展了企业伪善领域的研究，丰富了自我揭露危机信息策略的应用范围及条件，同时也为企业妥善处理企业伪善危机、正确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重要的管理启示。

本文在竞争性企业的数字化能力存在差异的情况下，研究了企业基于行为定价（BBP）策略会如何影响各方的均衡价格、收益以及策略选择。本文基于Hotelling模型构建了竞争市场下的两期定价博弈，通过对比各方的定价和收益变化情况，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企业第二期的均衡状态受第一期市场份额和数字化能力差距的共同影响，存在三种可能的均衡状况。同时,在第二期的均衡中，存在老顾客价格低于新顾客价格的情况；（2）当第一期市场份额差异较大时,BBP策略的实施会同时提高两家企业的第二期利润，然而第一期市场份额较大的企业在第二期的利润反而会低于竞争对手；（3）在两家企业的数字化能力差异足够大或足够小的情况下，才存在纯策略均衡，并且只有在两家企业的数字化能力差异较大时，数字化能力较强的企业能够实现单方猎取对方的顾客，进而摆脱BBP策略带来的囚徒困境，实现利润增长。